转眼到了四月，省行的各项信贷指标都下来了，在这块盘子里争食的人都要行动起来了。
每年到了这时侯，都是我的工作很难做的时侯。
不是担心这些贷款指标发不出去，而是各方面打招呼的人太多，有省行的，有本级行的，有下级行的，有领导，也有朋友，僧多粥少啊。
也许我这人工作过于认真，只要是不合规的贷款，很少从我这儿批出去过。
就是行领导出面说情，要是风险太大，在我这儿通过的也很少。
正因如此，行里早就有人想把我从信贷部弄走，可我这人只吃只喝却不收不嫖，以前的生活作风一直没问题，是行里女性（不管未婚还是已婚）公认的好老公，别人抓不到我的把柄，没有上得了台面的理由把我弄下来。
也有人暗里想了别的法子，可终未能得逞。
去年有一个县支行行长包二奶的事给弄了出来（私生女都有三岁多了），县纪委带着一帮人进驻，连带着查出那家支行很多混乱的地方，据悉有数十万小金库去向不明，检察院一个下午就带走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包了二奶）。
这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中行的声誉一落千丈，省行领导得知此事，震怒异常，省行常务副行长亲自带队来江都市，实地监督查处情况。
省行领导在市行开协调会时，要市行一定要派一个得力的人下去，当场就有人把我吹得天花乱坠，说我这人有能力有水平，是那个位置的不二人选，似乎我去了一定能马上扭转乾坤再造辉煌。
省行领导一听江都市还藏有这等龙虎之人，立马就准备下指示要派我下去，幸好省行信贷处长陪同下来，会上唱了反调，加上市行一把手刘天明到任不久，对我一直很倚重，不敢把这一摊子放手给别人，结果我还是没做成那钦差大臣。
呵呵，明里好听，是去做行长，是重用，暗里是那些人要把我调离这关键部门，免得碍他们的事。
我的这种工作态度，既来源于我本人一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也与前几年四大国有银行清理不良资产有关。
我刚从城区支行调到分行任信贷部副经理时，正赶上四大国有银行开始剥离不良资产，也得以让我了解了很多触目惊心的内幕。
前些年四大国有银行乱七八糟放的贷款，有多少进了个人腰包？
收不回来了，正在那儿着急怎么善后呢，呵呵，正好赶上这趟车了，赶紧争着上报为不良资产，剥离出去了，国家财政买单，这贷款就基本上不用还了。
几次剥离不良资产，不知多少人躲在后面窃窃私笑呢。
记得九三年初陪支行行长去海南时，碰到另一个县支行副行长，那个行贷给一个公司五千万到海南炒地皮（后来又增加了两千万），这副行长随那家公司到海南实地监管。
当时这副行长开着一辆丰田车，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手机不断地打电话（当时的手机可不象现在这般，连大街上讨钱的都用着），车旁还坐了个美貌的女秘书，那派头，令我们行长回来好久都羡慕不已，非得让我联系别的公司贷款去炒。
当时我看了很多报纸上的报道，翻了很多资料，发现局势有点不对劲了，我们去炒已经太晚了，现在的地产热太猛了，国家不会放任不管的，只怕马上就会踩急刹，我们这时候去只会送死。
在我的极力反对下，我们支行一分钱都没往南方投。
不到半年，在朱总理的铁面之下，各家银行乖乖地停止向南方输送资金，炒地皮热浪很快退潮了。
事后一清点，整个江都市中行系统明里暗里向海南、广西北海、广东惠州投了十几个亿去炒地皮，除了我们那支行，其他的都多多少少投了一些，除了开始投入的部分分了些利润入了各行的小金库，最后还有近十个亿永远洒在了南方那些不知啥时侯才会长出钱来的土地上了。
尽管我们支行没有一分钱损失，支行行长事后也比其他行的行长过得安稳，可支行的员工并不满意。
别的支行尽管有贷款死在南方了，可分回来的钱都入了小金库，人家的员工年终分钱有的就比我们多一到两倍，更别提人家支行领导和参与此事的经办人员另得的好处了。
到了一九九九年清理不良资产，这些坑进那些土地里（当然还有部分入了个人腰包）的贷款全都做为不良资产清理出去，由国家财政买单了。
而参与炒地皮的支行呢？
没一个人因此受到处分，反因此落了不少实惠。
两相比较，我们那支行反而是大亏一场。
四大国有银行两次剥离不良资产，总共剥离出去两万多个亿，这中间除开原来政策性因素以及地方政府为解国企之危而行政干预的那部分，其他的呢？
就那样白白流失了，谁为此负责了？
当然，不良资产问题一直是中国银行业的最大问题，并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沉重包袱和障碍，剥离不良资产也是形势使然。
我参与剥离工作时，尽管内心很不以为然，而且很多贷款根本不符合剥离要求，但大势所趋，我也只能随波逐流了。
可大量的国有资产一剥了之，除了国家，无人为此负责，总令人心里不是滋味。
银行帐面是漂亮了，资本充足率提高了，不良资产比例降低了，可损失的毕竟是国家的钱，这些钱用到老百姓身上，能解决多少问题呀。
以前的事我管不着了，可在我手上经过的，我就总不愿意再有这样的事发生。
当然仍有免不了破例的，有时候市长们请行长去赴鸿门宴，第二天行长就得找我诉苦，我知道他顶不住，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还好，信贷部经过我这几年的调整，基本上都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人了，这也让我的压力少了许多。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吧。
这天上午刚上班，朱俊伟（就是前面所说的猪头）就来我办公室，丢了一堆材料给我：“老大，这是益民大药房的贷款申报资料，我和马涛已经看过几次了，还去他们那儿核实过材料，报上来的资料基本真实，我觉得可以给他们贷款。他们刘经理想请你去他们那儿考查一下，你先看看这些东西，要是还行的话，是不是什么时侯有空去他们那儿看看？”
“行吧，我先看看再说。”
这益民大药房（现在的全称是益民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市第一家开放式的药房，而且药价比大医院便宜了将近一半。
听说刚开张时，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晚上关门后还遭到过几次砸店的，市区各大医院也曾准备联手封杀给益民大药房供货的厂家，弄得有厂家要从货架上把药撤下来。
后来不知怎么让市电视台和《江都日报》大肆报道了一阵，政府最后也介入了，医院封杀之事不了了之，各医院的药价也降下来了（当然，那些处方药或外面的药房不能提供的药仍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暴利），老百姓买药的钱省了不少。
益民大药房的老板刘方益和我有一面之缘，同桌吃过饭，瘦瘦的，很精干的一个人，以前是做药材生意的，可能做了不少假药生意，据说赚了一两千万，后来瞄准市民平价药品市场，转行做起了正当的药品生意，开了两家药房，规模都不小。
中国有很多富豪的第一桶金都不会太干净，但他们有钱以后，只要是去做正当的实业，一般来说是会很认真地要做大做强的。
这批老板对银行来说，应该是很优质的客户了。
当然，象顾雏军、唐氏兄弟之类赚了点钱后就抛弃主业只想靠资本运作一夜做成李嘉诚一般伟业的那就另当别论。
从上报的材料上看，这益民大药房的资产竟有三千余万，而贷款却只有信用社的两百万，真是个不错的企业，不知为何其他银行没抢先下手？
仔细想想，这益民大药房是个民营企业，真要是贷了款收不回来，可比不得贷给国有企业，没人敢担这个担子。
其实江都市的国企，除了烟厂酒厂电厂水厂，还有哪类企业值得银行贷款的？
我以前就觉得益民大药房是个优质客户，尤其是见了刘方益这个人以后，尽管只是一面之交，却让人觉得此人不浮夸，不摆阔，是个干实事的人。
在对某个项目是否给予贷款上我把握不定的时侯，我都要接触这个单位的一把手，通过当面了解单位的一把手来决定是否贷款。
尽管这中间不免搀杂着个人好恶，但在目前对企业信息了解的渠道还很狭窄的现状下，也很难有更好的办法了。
既然城区支行已经报上来了，我也正好去探探这个刘方益的大本营。
“猪头，跟益民大药房那边联系一下，干脆就今天下午去吧。你陪我去。”我给小朱打了个电话。
